我国传统矿产需求与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脱钩状态,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以及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矿产,例如黄金、农业矿产,其消费仍与经济发展处于绝对挂钩状态。
传统矿产生产规模或达峰值
矿业效益继续下滑
传统矿产生产规模可能达到峰值阶段,进口贸易继续分化。矿业供给侧改革促使传统矿产生产规模集体回落。例如,年,全国铜精矿(金属)产量为.7万吨,较上年减少6.6%;1月~5月,产量为71.1万吨,同比减少3.9%。铅、锌精矿(金属)年产量分别为.5万吨、.9万吨,较上年分别减少13.9%、10.5%;1月~4月,对应产量分别为59.1万吨、.6万吨、较上年分别减少8.1%、5.8%。
矿产品进口贸易分化明显。1月~5月,全国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锡精矿实物进口量分别为4.12亿吨、.6万吨、.8万吨、21.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9.0%、33.4%、17.9%、90.8%;与之对应,镍精矿、铅精矿、锌精矿实物进口量分别为.4万吨、53.3万吨、91.0万吨,同比分别减少25.2%、19.7%、23.1%。
矿业效益继续下滑,矿业热情持续降温。采矿业利润大幅下降。年1月~5月,全国采矿业盈利66.60亿元,同比下降94.0%。
有效探矿权、采矿权数量持续下降。年以来,投资者对矿业的兴趣明显下降。截至5月底,全国有效探矿权同比减少8.6%,登记面积同比减少10%;有效采矿权同比减少9.6%。出让探矿权和出让价款同比分别减少7.1%、23.9%,出让采矿权和出让价款同比分别减少19.8%、14.2%。
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减少。1月~5月,全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6亿元,同比减少16.40%;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额回落较大,同比减少24.50%。
矿业洗牌调整格局形成
发展需要新动力
去产能和管理制度改革成为推进矿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积极展开,债务处理成为约束性问题。化解过剩产能实际上是前几年煤炭行业脱困工作的延续和深化。
企业去产能进展不均衡,矿业供给侧改革时间可能会拉长。目前,我国矿业供给侧改革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民营企业去产能已经基本到位,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去产能不仅没有实质性行动,而且还通过贷款支持发展。产能的压缩,国企是关键,并且需要建立一个新机制,保证被化解的产能不重复、不发展,这才是矿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此外,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和矿产资源国家权益金制度正在研究中,矿业权管理制度改革正深入推进,并通过深化矿业权审批制度改革,促进矿业权审批权限有序下放。目前,已在新疆开展油气资源勘查开采体制改革试点,煤层气勘查开采审批权已下放山西。
我国传统矿产需求与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脱钩状态,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传统矿产消费已经或即将与经济发展脱钩。工业化初期阶段向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转化的过程,也是传统矿产向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消费结构转换的过程。脱钩指数表明,我国煤、铜、铅、锌随着不断逼近消费峰值,其脱钩迹象将逐步显现。
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以及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矿产,例如黄金、农业矿产,其消费仍与经济发展处于绝对挂钩状态。
我国矿业公司正在全球范围积极布局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并购事项。年4月,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与加拿大埃尔拉多黄金公司正式签署了贵州锦丰金矿82%股权购买协议;四川路桥矿业投资开发公司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与加拿大桑里奇黄金公司签署股权交割协议,以万美元正式收购该公司持有的厄立特里亚阿斯马拉矿业公司60%的股权。
新常态下需要实施两大战略升级,促进矿产资源需求有效降低。新常态下,我国矿业发展需要新动力,需要通过发展新业态有效降低矿产需求。促进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升级,使得传统产业所需要的大宗矿产品消费量逐步下降(这部分矿产需求量占矿产资源总消费量的70%以上),钴、铌、钽及石墨、萤石等新兴战略性矿产需求会不断增长(这部分矿产的消费量不足矿产资源消费总量的10%)。
促进传统业态向新业态升级。信息网络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相互渗透、深度融合,正在深刻改变产业组织方式。新业态将对传统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将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会对资源需求带来革命性变化。
我国能源消费未到拐点
积极应对矿业新形势
通过资源治理推进矿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矿业来讲,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其关键行动是基于增加资源数量、提高资源质量、改善资源功能的资源治理,首要任务是要打赢化解过剩产能攻坚战。
资源型城市在全国去产能战略中要担当重要责任和任务,笔者建议,资源型城市去产能分阶段有计划推行,遵循先南后北、先小(县级市)后大(地级市)的原则,有序调整产能分布空间结构。
为迎接全球新一轮勘查周期做好积极准备。针对矿产勘查投入下降的实际状况,需要采取多元化措施,将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加大对矿产勘查投入的力度,并联合大企业,形成大投入,充分发挥地勘单位的作用,与社会资本相结合,让民间资本加入矿产勘查行列;需要组织科技攻关,在页岩气等重点矿种上寻求找矿突破,做好重点矿种勘探、开采的技术研究。
矿业低迷时期是境外并购的好时机,也是全球资源治理的好机遇。世界所有大型矿业公司的成长都是通过并购实现。目前,矿业价格低、估值低是中国矿业走向世界,进行扩张的最佳时机。
现在形势下,部分小金属、非金属矿产品价格逐渐攀升,而且价格在中位运行,投资可能会带来一些机会。对钨、稀土等优势资源,应坚守在保持现有资源规模的前提下,并购发达国家深加工产业。
发达国家主导强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非洲,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仍然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由于近来矿业形势差,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暂停了限制政策。因此,国际方面软合作越来越多,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方面的对话、科技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资源配置活动非常活跃,主要主张也类似,但总体上缺乏权威性,难以达成共识。
中国在整个大的国际环境里,既不能跟发达国家站一起,又不能完全跟发展中国家走“逆前途化”的道路,所以,中国处在中间位置,这也许是中国主张全球资源治理的机会。
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资源对外依赖可能导致的极端风险。目前,资源安全已经提升到与经济安全并列的高度。保障国家资源安全,需要针对不同资源、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分别制定针对性底线指标。在保障资源安全和防范资源极端风险中,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改造、依靠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断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相对脱钩。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基础能源煤炭的生产和消费与经济增长均出现了相对脱钩现象,但是,我国主要能源资源的消费峰值和拐点远未到来,过早提出中国能源消费的拐点,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长远目标的实现,并有可能对我国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战略的制订造成负面影响。
作者:陈甲斌余韵朱欣然冯丹丹王嫱制图:孔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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