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谈平台经济规模大并非垄断,平台的免

主持人｜武辰文｜张雅欣

时间流转间，年已步入尾声。这一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脆弱，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国际供应链在调整中面临新的风险。

与此同时，随着12月国内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火速落地，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在到来。一系列重磅经济信号的接连释放，也为年的国内经济走势带来无限遐想。

值此变革之际，凤凰网财经云峰会将于12月29-30日以线上方式隆重举办。本届峰会以“中流奋楫”为主题，盛邀海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围绕全球经济、中国经济、投资机遇、企业信心、消费提振等重磅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峰会前夕，凤凰网财经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就平台经济的长远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今年以来，一系列有关平台经济的官方声音密集出现。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12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次提及“支持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这也是继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之后，政策层面再次表明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注入信心。

对于平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意义，黄益平认为可以概括为“三升三降”，“三升”即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户体验；“三降”即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黄益平举例称，新冠疫情期间，在面对面接触受阻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的优势得以充分体现，尤其表现在无接触交易或少接触交易的特征上。

但与此同时，黄益平也指出了这些技术暴露出的问题，比如备受争议的“赢者通吃”局面，即容易形成垄断的情况。

对于“平台规模扩大后就一定会有垄断”的观点，黄益平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不能仅凭规模大小判断是否属于垄断，更多的还是要从平台在行为上有没有垄断意图来判断，而最关键的就是进入市场的门槛高低。“如果在一个市场它所谓的进入门槛是足够低的，其他平台都很容易能进入到这个市场里来做生意，那么即便现在在这个行业里的一家企业市场规模很大，份额很高，仍然不意味着他可以实施垄断行为，因为只要他一实施垄断行为，其他平台企业就会进来，这种情况下，所担心的垄断问题可能就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

黄益平提到，一般来说，判断垄断需要依靠一定的标准，比如限制竞争，即不让其他人进入；歧视消费者，即把价格定得很高，从而对消费者形成剥削等等。但这些惯用标准在用于平台经济垄断问题的判断上则显得更为复杂。

他进一步分析称，平台经济当中经常是低价的甚至免费的服务，但是免费的、低价的服务却并不一定意味着平台在补贴消费者。“以电商市场为例，在电商市场上来买东西的人越多，是不是愿意卖东西的店家会变得越多，价值也越大，对吧？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平台可能愿意去补贴这些消费者，这样的话他才吸引更多的电商来卖东西，而更多的电商来卖东西甚至他还可以卖广告，对平台来说就可以赚很多钱。即便是免费的，我想说的就是在平台经济当中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是免费的，其实我们是贡献了我们的市场，贡献了我们的数据，贡献了我们的流量等等，这些其实对平台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基于此，黄益平认为，一些过去的传统标准当应用在平台经济上时需要率先进行深入分析，不能简单套用。

对于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杂音，黄益平认为，任何一项技术都是有两面性的，平台经济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他建议，无论是从平台的角度，还是从学者的角度、从决策部门的角度，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尽可能地把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同时把它的优点发挥出来。

而针对“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对硬核科技的挤占”这一观点，黄益平则表示，其研究的课题曾显示，从年到年，数字经济对中国的GDP增长贡献了75%左右，这一数据表明商业模式创新给经济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因此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称应该或不应该做商业模式的创新。

但他同时指出，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比如资金是否过度占用、行业是否存在泡沫等等。但总体而言，黄益平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这种创新是不是留下了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如果是有价值的东西最终留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它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依然是有意义的。

黄益平总结认为，平台企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找到的市场痛点。黄益平表示，实际上任何一个商业现在能做得比较成功，背后都是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存在，比如电商、外卖、社交等。他举例称，中国的移动支付做得非常好，是因为中国有市场需求，但如果把支付宝放到美国，可能也不会做成今天这样大，“美国人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个东西。”一言以蔽之，只有当市场需求在那里，做出的东西才会受到市场的拥抱。

除此之外，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来解决市场痛点。黄益平以支付宝举例称，“它在年的时候每秒钟只能处理笔的贷款，到现在已经将近万笔。如果它还是停留在当时笔每秒钟的处理能力，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平台经济。”

第三个原因，则是需要有能力的企业家组织。“有技术、有痛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或者一帮人把创新做起来，其实是做不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平台经济其实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果。”

对于平台经济的未来，黄益平也在采访中给出了他的畅想。他表示，放眼当前全世界做得比较好的平台企业，基本上都是围绕消费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平台。而在未来，他认为或许可以针对生产端进行平台发展。

“我的愿景是，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些平台的功能，是把全国的消费者统一到一个市场，那么将来在供应链这一端的整合，也许可以把全国的这些工厂都变成一个统一的生产者。最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每一家企业在这个系统里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将来生产什么产品，完全有可能通过这个平台来组合。比如我是做电池的，我是做芯片的，其实不需要界定我一定是给谁生产的，在平台上完全可以随时把它给组合起来来生产同一个东西。将来生产什么和怎么组合，可以是随时都可以改变，但是目的就是利用最好的材料，生产出最好的、最新的产品来。”

1、平台经济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体现在“三升三降”

凤凰网财经：对于平台经济来说，您认为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到底在哪方面起到了比较正面的作用？哪方面可能有一些负面的问题？

黄益平：我觉得总体来看平台经济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些数字技术在经济当中的应用，创新了一种业务模式。我们最常见的现在就是像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管理流程，所以把数字技术放到商业模式里头来，它显然会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征。我们经常讨论的比如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双边市场、大数据分析等等，这些都是独特的技术应用到商业模式里，它会发生很多的改变，我们曾经把它概括成“三升三降”。“三升”就是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户体验；“三降”就是可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

所以正面的贡献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就是服务可以变得更加的普惠，触达的人群更多，而且成本可以相对更低，规模越大效率可能会变得更高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正面的变化，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其实都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过去我们经常采取一些隔离、封城这样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的传播，那在那种情况下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的这些特征，尤其是无接触交易，或者少接触交易这样的特征，它的优点就非常突出了。

但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些技术带来一些正面影响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就以规模经济为例，规模经济的意思就是规模大带来的长尾效应，所谓的长尾效应就是你的平台建立起来，固定投资投入下去以后，边际成本就变得很小。我已经有5亿人了我再增加万，这个成本几乎是不怎么增加的，所以它可以有很强的普惠性，所以它可以有很强的规模效益。但规模效益如果太强，它有的时候也会有另外一面，就是它是不是会造成“赢者通吃”，容易形成垄断的局面等等。

所以从年以来，我们的监管政策出现一些变化，一开始其实是应对我们平台经济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用政策语言来说就是“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措施力度可能比较大，相对来说比较密集，对行业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现在，决策部门逐步把这些监管政策走向日常性的规范。

因此如果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数字技术应用到平台经济当中，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有很正面的支持经济增长、提高效率、促进普惠，但它确实另外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那么所有的这些监管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这个规范的前提下支持这样的平台经济持续创新、持续发展。

凤凰网财经：那您觉得目前暴露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吗？或者说是哪一个问题您觉得是最重要的、最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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